嚴秀峰的傳奇
用力推開虛掩的絳紅大門，進入眼簾的是波光粼粼的蓮花池、碧草如茵的綠地，和一幢與藍天白雲相輝映的三落四合院。
這是台北縣蘆洲市的李家古宅。
十多年前，因李家媳婦嚴秀峰的奔走斡旋，促使已有百年歷史、價值數億元的李宅，成為台灣第一座被列為文化資產的民宅。
然而李家後裔多達數千人，特別是傳統上女性於宗族事務多無權過問。
她以一個外省媳婦的身份，可以深受族人敬重，受邀出面主持攸關家族利害和聲譽的捐贈古宅計劃，“大概是他們認為我比較能幹吧！”嚴秀峰如此解釋。
其實，能幹兩字尚不足以說明她在家族舉足輕重的原因，尤其當溯及過往，發現她坎坷不凡的人生際遇時，或許就更能明白她為何孚得眾望。
今年78歲的嚴秀峰是浙江省杭州市人，生長於中國外患內亂不斷的動蕩時代。
17歲那年，當日軍勢如破竹的從東北四省長驅直入，整個中國陷入危在旦夕的險境時，她按捺不住強烈的民族情感，懇求父親讓她參加抗戰。
還記得離家前，雖然淚流滿面，難捨親情，但她仍狠心拋下一句“爸媽保重，我走了”，就頭也不回的轉身離去。
從那一刻開始，嚴秀峰揮別了養尊處優的大小姐生活，成為一名拿著槍桿作戰的抗日女子。
烽火連天的戰地生活，儘管苦不堪言，為中華民族而戰的理想，卻鼓舞她咬緊牙關撐下去。
在這段期間，嚴秀峰結識了由台灣赴浙江主持“台灣義勇隊”的李友邦。
兩個對國家民族懷抱相同熱情和理想的年輕人互相吸引，進而相知相愛，但“國難當頭，怎能只顧兒女私情”的使命感，
讓嚴秀峰抱定抗戰不勝利就不結婚的想法，倒是李友邦的一句話：“我們兩人都參加抗戰，若結婚，豈不更增加抗戰的力量。
”說服她先結婚，再齊心為對日抗戰和台灣的命運再奮鬥。
台灣光復後，嚴秀峰跟隨夫婿返臺。李家是蘆洲地區的名門望族，家族成員眾多，長幼尊卑的禮儀規範嚴格。
初來乍到，嚴秀峰顧慮頗多，最現實的問題是語言不通。
一次叔嬸替她們接風洗塵，只會講一句閩南語的她，只能笑臉迎人，用充滿濃重浙江口音的閩南語，頻頻向為她挾菜添飯的叔嬸說“多謝”。
但在來臺五個月後，為了組織台灣婦女會，她居然鼓足勇氣站上台北中山堂講臺，口操半生不熟的閩南語演講。
1947年爆發國民政府與本省民眾劇烈衝突的二二八事件，十分得台灣民心的李友邦，因拒絕出面安撫憤怒的民眾，被冠以窩藏共產黨的罪名移送南京法辦。
當時懷著身孕的嚴秀峰，隻身由台灣趕赴大陸向蔣經國陳述事實，據理力爭，李友邦才得以無罪釋放。
然而，二二八事件不過是夫妻兩人苦難的開端。
1950年，嚴秀峰為一位僅有一面之緣的人士的牽連，以涉匪罪被判刑15年。在她服刑的第二年，李友邦被羅織以叛亂罪遭槍決。
家人擔心她禁不起打擊，始終以各種說詞瞞騙她，直到一年半後，她向前來探監的幼子套問，才知道先生已先她而去。
出獄後，在社會的敵視和歧視下，嚴秀峰找不到工作，只能靠飼養家禽、賣粽子、編織毛衣這些粗活養家糊口，家裡的五個孩子則半工半讀，賺錢補貼家用。
某年冬天，一個雨勢滂沱的的清晨，最小的兩個孩子頭戴斗笠、身披當雨衣的塑膠袋，挑起菜擔到市場叫賣，兩人在大雨中蹣跚的身影，
令看在眼裡的嚴秀峰心中一酸：“這不是辦法，不是辦法。”腦海同時也閃現創業的靈感。
以51歲的高齡，嚴秀峰創辦了“世界翻譯社”，一方面翻譯經濟、貿易及法律等學術作品，並且為中小企業扮演代寫貿易信、翻譯信函及臨時秘書的角色。
經營二十多年來，社內翻譯作品難以計數，翻譯語言多達24種，不僅廣開台灣對西方文化的視野，間接也幫助了台灣經濟的成長。
當“以語言服務社會”的理想逐步實現，艱苦的日子也漸漸結束。
“出獄後的日子，我走得很辛苦，也很艱難，但我告訴自己絕對不能跌倒。”
出於對孩子的愛與希望、責任與重負，所以即使面臨牢獄之苦，或求生存卻為殘酷的社會現實打壓，嚴秀峰都能克服困難，堅持朝自己應走的道路前進。
於是，不被命運擺佈，以過人毅力開創出一番事業的嚴秀峰，自然贏得族人的敬仰，邀請她主持捐贈古宅計劃。
然而將數億的私有古宅捐給曾經關過她又槍決過她丈夫的政府，又是如何的心情轉折呢？
“先生的犧牲和我無故坐牢的委屈，當然覺得憤慨不已。”嚴秀峰說。
“但是這和保存文化資產完全是兩回事。”
她表示，李家祖先從福建同安渡海來臺墾拓，歷經日據、台灣光復，及至李家子孫參與受難的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，
所以古宅的保存，不單只是保留中原古建築風貌，還包括保留一幢象徵李家祖先對台灣無私奉獻的精神堡壘。
因此，多年來，她一步步苦口婆心勸服七房族人認同，再將紛亂龐雜的產權劃分清楚，才完成將祖先文化遺產流傳後世的使命；
更重要的是，她還獨力完成四千人的文化資產保護法連署，促使台灣文化資產保護法更周延。
“若非我的堅持，這麼大的一幢豪宅，絕不可能完成捐贈。”嚴秀峰如是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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